礼记 · 经解

礼记 · 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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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只要看看那里的风俗,就可以知道该国的教化如何了。那里的人们如果是温和柔顺、朴实忠厚,那就是《 》教的结果;如果是通晓远古之事,那就是《书》教的结果;如果是心胸广阔坦荡,那就是《乐》教的结果;如果是清洁沉静、洞察细微,那就是《易》教的结果;如果是端庄恭敬,那就是《礼》教的结果;如果是善于辞令和铺叙,那就是《春秋》教的结果。学者如果学《诗》学过了头,就会愚蠢;如果学《书》学过了头,就会狂妄;如果学《乐》学过了头,就会过分;如果学《易》学过了头,就会迷信;如果学《礼》学过了头,就会烦琐;如果学《春秋》学过了头,就会犯上作乱。作为一个国民,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就是真正把《诗》学好了;如果通晓远古之事而不狂妄,那就是真正把《书》学好了;如果心胸广阔坦荡而不过分,那就是真正把《乐》学好了;如果清洁沉静、洞察细微而不迷信,那就是真正把《易》学好了;如果端庄恭敬而不烦琐,那就是真正把《礼》学好了;如果善于辞令和铺叙而不犯上作乱,那就是真正把《春秋》学好了。” 所谓天子,就是天是老大,地是老二,他就是老主。所以他的道德可以与天地匹配,他的恩惠普及万物,他的明亮如同日月,普照天下而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在朝廷上,他开言必讲仁圣礼义之事;退朝之后,必听中正和平之乐;走路之时,身上的佩玉发出有节奏的声响;登车之时,车上的莺和发出悦耳的声响。升朝与退朝,都按礼行事;走路与登车,都有一定规矩;百官各得其所,万事井然有序。《诗经》上说:“我们的国君是个仁善君子,他的言行从不走样。因为他的言行从不走样,所以是四方各国的好榜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天子发号施令而百姓衷心拥护,这叫做“和”;上下相亲相爱,这叫做“仁”;百姓想要的东西不用开口就能得到,这叫做“信”;为百姓消除天灾人祸,这叫做“义”。义与信,和与仁,是称霸称王的工具。有称霸称王的志愿,而无称霸称王的工具,是达不到目的的。 用礼来治国,就好比用秤来称轻重,用绳墨来画曲线直线,用规矩来画方形圆形。所以,如果把秤认真地悬挂起来,是轻是重就骗不了人了;把绳墨认真地陈设那里,是曲线是直线就骗不了人了;把规矩认真地陈设那里,是方形是圆形就骗不了人了;如果君子深明于礼,那么任何奸诈伎俩也就骗不了人了。所以,重视礼、遵循礼的人,叫做有道之士;不重视礼、不遵循礼的人,叫做无道之民。礼的运用以敬让为贵,把礼运用到宗庙之内,就会人人恭敬;把礼运用到朝廷之上,就会贵贱有别;把礼运用到家庭之内,就会父子相亲、兄弟和睦;把礼运用到乡里之中,就会形成尊老爱幼的风气。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制定了朝觑之礼,是用来表明君臣之间的名分;制定了聘问之礼,是用来让诸侯互相尊敬;制定了丧祭之礼,是用来表明臣子不应忘记君亲之恩;制定了乡饮酒之礼,是用来表明尊老敬长的道理;制定了男婚女嫁之礼,是用来表明男女的有所区别。礼,可以用来消除祸乱的根源,就好比堤防可以防止河水泛滥那样。所以,如果认为早先的堤防没有用处而加以破坏,一定会酿成水灾;认为老辈子的礼没有用处而废弃不用,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说,如果废弃男婚女嫁之礼,夫妇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而淫乱苟合伤风败俗的坏事就多了;废弃乡饮酒之礼,就会导致人们没老没少,而互相争斗的官司就多了;废弃丧祭之礼,就会导致作臣子的忘掉君亲之恩,而背叛死者、忘记祖先的人就多了;废弃朝勤、聘问之礼,就会导致君臣之间的名分丧失,诸侯的行为恶劣,而背叛君主、互相侵陵的祸乱就会产生了。 所以,礼的教化作用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它禁止邪恶是在邪恶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开始了,它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日积月累地弃恶扬善,所以先王对它非常重视。《易》上说:“君子非常重视事情的开始。开始的时候尽管只是一点不起眼的差错,结果却会导致极大的祸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戴圣

戴圣(生卒年不详),字次君,祖籍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汉时期官员、学者、礼学家、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后世称其为“小戴”。戴圣与叔父戴德曾跟随后苍学《礼》,两人被后人合称为“大小戴”。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著作有《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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