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季逑书

与孙季逑书
季逑足下: 日来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县此人。虽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独至也! 吾辈好尚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随搔首弄姿、顾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时之怜;长实思研精蓄神、忘寝与食,以希一得之获。惟吾年差长,忧患频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马之齿,三十有四,距强仕之日,尚复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报先人;下庶几垂竹帛之声,传姓名以无惭生我。每览子桓之论:“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及长沙所述:“佚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感此数语,掩卷而悲,并日而学。又佣力之暇,馀晷尚富,疏野之质,本乏知交,鸡胶胶则随暗影以披衣,烛就跋则携素册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尘浮寇,日以积寸。非门外入刺,巷侧过车,不知所处在京邑之内,所居界公卿之间也。 夫人之智力有限,今世之士,或县心于贵势,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款来,在已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奕之趣,毕命于花鸟之研,劳瘁既同,岁月共尽。若此,皆巧者之失也。间常自思,使扬子云移研经之术以媚世,未必胜汉廷诸人,而坐废深沉之思。韦宏嗣舍著史之长以事棋,未必充吴国上选,而并忘渐渍之效。二子者,专其所独至,而弃其所不能,为足妒耳。每以自慰,亦惟敢告足下也。
《与孙季逑书》是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作者在京师参加顺天乡试时,写给孙星衍的一封信。信中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如何珍惜时间,刻苦攻读,传名于世;如何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取得成就。对日月交替,时间易逝,历来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感到人生短暂,应该及时行乐,所谓“昼短苦夜长,合不秉烛游”,醉生梦死,吃喝玩乐。一种是逝者如斯,时不我待,发愤用功,创立一番事业。所谓“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含辛茹苦,建功立业。洪亮吉继承了古人正确对待时间易逝的积极精神,并日而学,发愤忘食,这是很积极的。但他的出发点是追求个人名利,他不修边幅,不讲卫生,把“衣上落虱”、“凝尘浮寇”,也当作刻苦来夸耀,则是不足取的。 人的智力有限,懂得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于取得成就十分重要。洪亮吉既反对“县心贵势,役志高名”,把精力用在官场上钻营上;又反对放情博奕,毕命花鸟,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吃喝玩乐上。他以扬雄、韦曜为例,说明“专其所独至,弃其所不能”,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洪亮吉是清代著名骈文家,这封信寓骈于散,参差错落,熔抒情、言志、论理于一炉,酣畅淋离,是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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