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

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前470),字长卿,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是吴国将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今日在山东、江苏苏州等地,尚有祀奉孙武的庙宇,多谓之兵圣庙。
►(13篇诗文) 

人物生平

  孙武,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约公元前535-?),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受任为将。领兵打仗,战无不胜,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3万打败60万楚国大军,攻入楚国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

贵族家世
  精通军事的贵族家世
  孙武的远祖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妫完的后代。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领域包括今河南的东部及安徽的北部,国都在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女婿妫满,他是舜的后代,父亲是周武王时负责执掌陶器制作的“陶正”(官名)。周王朝建立后,建立了数百个诸侯国,以屏卫周王室。姜子牙被周武王分封到齐地,建立齐国。妫满则被周武王分封到了陈。此后,妫满因封陈而称陈胡公,所建方国亦称陈国。
  公元前707年,当陈国君位传至陈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陈桓公的弟弟杀了兄长陈桓公,篡夺了君位,自立为王,史称陈厉公。7年以后,陈桓公的儿子陈林又杀死了他的叔父陈厉公自立为陈庄公。庄公在位7年,死后由其弟弟接位为陈宣公。陈宣公立其长公子御寇为太子。公元前672年,陈宣公的宠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为讨好宠妃,陈宣公废嫡立庶,杀死了太子御寇,另立宠妃生的儿子为太子。公子妫完(字敬仲,生于公元前705年)是陈厉公的长公子,又是太子御寇生前的知己好友。他预感到大祸即将殃及自己,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决定逃离陈国。
  离开陈国以后要投奔到什么地方,陈完早就有了打算。他目睹在争霸中原的角逐中,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对内整顿朝政,锐意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广纳人才。于是,陈完毅然来到齐国。
  陈完到达齐国后,齐桓公见他仪表堂堂,言谈不俗,颇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陈完又是陈国公子,虞舜之后,于是齐桓公打算聘他为客卿,也就是当齐桓公非齐裔的高级幕僚。陈完谦逊地谢绝了。齐桓公就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全国所有的手工制造业)的“工正”(官名)。
  陈完在齐国,讲仁守义,办事得体,表现出很高的道德修养。有一次陈完在白天招待齐桓公饮酒,当喝到兴头时,天已经黑下来了。齐桓公说:“点上灯继续喝!”这时陈完很恭敬地站起来说:“臣只知道白天侍奉君主饮酒,不知道晚上陪饮,实在不敢奉命。”后人评价陈完这种做法时说:“用酒来完成礼仪,不能无限度地继续下去,就是义;陪君主饮酒完成礼仪后便不再使君主过量过度,这就是仁。”这件事是陈完讲仁守义的很好体现。
  陈完在担任“工正”期间,不仅帮助齐国完成了“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的争霸目标,还组织人编定了《考工记》一书。由于陈完出色的工作和绝佳的人品,齐桓公便赐给他一些田庄。陈完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为了表示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当时陈、田二字的读音差不多,故以田为姓,改陈完为田完。田完后来娶齐大夫懿仲之女为妻,家世逐渐兴旺起来,富贵盈门,成为齐国的望族。田完死后,谥号敬仲。
  田敬仲完之子名穉孟夷。田穉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事齐庄公。田文子须无生桓子无宇,亦事齐庄公。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以勇武著称,力大无比,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官至大夫,并被封采于齐国的莒邑(孙武出生地)。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武子)、田乞(厘子)和田(孙)书。田开没有官职,是平民布衣,其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今广饶在当时是齐国后花园),曾为齐景公登台而鼓琴,是齐国有名的“乐师”。田乞为齐国大夫,先事齐景公,后为齐悼公之相。其在政期间,向民众收取赋税时,故意用小斗;而在向民众放贷时,却故意用大斗,暗行德政于民,收取民心。从此,田氏深得民众爱戴,“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日益强盛。田(孙)书即孙武的祖父,在景公朝官至大夫,后因景公赐姓孙氏,改姓名为孙书。田(孙)书的儿子孙凭,即孙武的父亲,字起宗,在景公朝中为卿。田无宇、田(孙)书、孙凭,祖孙三代同在朝中为官,且地位显赫,权倾一时。
  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

少年孙武
  孙武出生的当天晚上,同在朝中为官的孙武的祖父孙书和父亲孙凭都赶回家中。全家上下自主人到仆人都沉浸在无比喜悦的氛围之中。孙书望着襁褓中的孙儿,真希望他快快长大,继承和发扬将门武业,报效国家。孙书决定给孙儿取名为“武”,孙凭完全赞同。武的字形由“止”“戈”两字组成,能止戈才是武。古兵书上说“武有七德”,即武力可以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协和大众和丰富财物。孙书还给孙儿取了个字,叫“长卿”。“卿”在当时为朝中的大官,与大夫同列。孙书为齐大夫,孙凭为齐卿。他们希望孙儿将来也能象他们一样,在朝中为官,成为国家栋梁。
  事情果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孙武的长大,逐渐显现出对军事的爱好和特有的天赋。也许是自幼受到将门家庭的熏陶,孙武自幼聪慧睿智,机敏过人,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富有创见,而且特别尚武。每当孙书、孙凭自朝中回到家里,孙武总缠着他们,让他们给他讲故事。他特别喜欢听打仗的故事,而且百听不厌。时间一长,在一旁侍候孙武的奴仆、家丁也都学会了。于是,当祖父和父亲不在家时,孙武就缠着他们给他讲。
  除了听故事,孙武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是兵书。孙家是一个祖祖辈辈都精通军事的贵族世家,家中收藏的兵书非常多。《黄帝兵书》、《太公兵法》、《风后渥奇经》、《易经卜兵》、《军志》、《军政》、《军礼》、《令典》、《周书》、《老子兵录》、《尚书兵纪》、《管子兵法》及上自黄帝、夏、商、周,下到春秋早、中期有关战争的许多竹简,塞满了阁楼。孙武就喜欢爬上阁楼,把写满字的竹简拿下来翻看。有不明白的问题就请教家聘的老师,甚至直接找祖父、父亲问个明白。
  有一次,孙武读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就跑去问老师:“先生,祀是什么?戎是什么?”
  老师想今天孙武问的问题倒是简单,于是随口说:“祀是祭祀,戎是兵戎。”
  孙武接着问:“祭祀是种精神的寄托,怎么能和兵戎相提并论为国家的大事呢?”
  老师顿觉奇异,一时答不出来。
  孙武接着说:“只有兵,才是国家的大事,君臣不可不察的大事。”
  孙武长到8岁,被送进“庠序”(政府办的正规学校)接受系统的基础知识教育。当时,“五教”、“六学”是“庠序”的主修课程。“五教”是指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学”是指六种基本科目的学习,即礼、乐、射、御、书、数。少年孙武天资聪明,对那些艰涩繁杂的“五教”以及规定的文化基础课,看三两遍就能熟记于心。往往其他同学还在埋头苦读,他早已记熟,跑到外面玩去了。有一次,老师以为他贪玩,把他叫回去准备责罚一顿。责罚是要有理由的,老师就把刚刚学过的一段课文向他提问,孙武对答如流。老师找不出责罚的理由,只好作罢。久而久之,老师感觉这孩子有不同常人的天赋,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教育孙武也就更加用心了。
  在所有的课程中,孙武最感兴趣的是“六学”中的“射”和“御”。在“射”、“御”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先给学生讲解了“射”、“御”的基本内容及学习“射”、“御”的意义。“射”和“御”既是战场拼杀的基本技能,也是齐国社会竞技活动的主要项目。在齐国,每年的九月,都要举办一次全民“射”、“御”逐赛,是国家选将取才的重要形式,也是有志之士展现自我,步入仕途的绝佳良机。
  接下来,老师还重点讲解了齐国自古就有的“尚武”之风。约在夏商之际,或更早一些,齐地的夷人就以善射而闻名遐迩。夷人的“夷”字就是“大”(像正面伸臂的人形)的身上挎着“弓”组成的象形字。神话传说中,东夷的英雄是羿。他用弓箭驯服了十个太阳,同时射瞎了黄河(河伯)的眼睛。他还射死封豕长蛇,并在青丘(古钜淀湖一带)把猛禽“大风”射死,为民除害。人们尊称他为“后羿”。殷商时期,齐地的英雄蜚廉“以才力事殷纣(《史记·秦本记》),一生非战即斗,最后战死在海边上(蜚廉冢在今广饶县城东)。后来,姜子牙辅佐周文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尚武风俗得以承袭,并发扬光大。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太公受封之日曾得到周王室赋予的征伐特权,可以代表周王室征讨其他国家,齐国推崇尚武习俗便成为必然。据史记载,齐国曾多次对莱、杞、奄、阳、谭等小国用兵。二是齐地有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马的优越地理环境,养马业在诸侯国中捷足先登,这就为军事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自桓公时起,齐国就是各诸侯国中马匹最多的国家。桓公时,一次赠予卫国良马就达300匹。孙武家所处的青丘地区,就是齐国的养马基地。
  由于受尚武精神的影响,齐国从国君到士兵,莫不以勇武为荣。“射”和“御”,是齐人首练的武技,主要用于长距离的攻击,是军事活动的重要手段。齐人向来以“射”术和“御”术的高低为荣辱,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要想出仕入相,为国家重用,首先必须练好这两门科目。
  在接下来的学习和训练中,孙武对“射”和“御”投入了比其他学生多数倍的努力。孙武刻苦练习,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孙武就成了掌握这两项技能的同辈贵族少年中的佼佼者。
  孙武没有满足,没有就此止步,依旧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此时,孙武心中朦朦胧胧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长大后要象他的祖父孙书、叔父田穰苴一样,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

军旅生涯
  孙武到了吴国,被伍子胥引荐给吴王阖闾,通过斩姬练兵,取得了吴王的赏识。在伍子胥,孙武的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倚重二人,把他们两人视为左臂右膀。吴王读过《孙子兵法》,也想深入讨论。一天,吴王同孙武讨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大夫手中,将军认为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两家最先灭亡。”
  “为什么呢?”
  “根据他们的亩制,收取租赋以及士卒多寡,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人民转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又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
  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要轮到智氏了。智氏家族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也是五分抽一。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
  吴王继续追问:“智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孙武说:“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官兵众多,急功数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
  孙武不等吴王再开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政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献上了治国安民的良策。吴王听了以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人心。”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

飘然高隐
  吴国从此强盛起来,开始了讨伐越国的战争。在一次与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伤不久病死,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 年 春天,越王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山),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在黑暗的夜幕中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残兵败将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嚭。越王勾践为了消沉吴王斗志、迷惑夫差,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偿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 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拔,不理睬孙武、伍子胥的苦谏。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遂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完全冷了。他意识到吴国已经不可救药。孙武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
  孙武之子孙明被吴王封为富春侯,是为富春孙氏之始。孙武墓目前主流看法是在苏州城北陆墓。

评价

尉缭:“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韩非:“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
白圭:“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
班固:“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
王充:“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
曹操:“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诸葛亮:“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刘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李世民:“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李靖:“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司马贞:“孙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斩,良将得焉。”
杜佑:“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
杜牧:“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欧阳修:“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
苏洵:“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苏轼:“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
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兵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因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韩信者然后能斩陈余;遏其归师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
陈直中:“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
戴溪:“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然武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也。”
郑友贤:“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备法也。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为书,其道深远而不可穷。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盖《易》之为言也,兼三才、备万物,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而益见大《易》之义,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期辉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
朱元璋:“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戚继光:“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其取诸肆之材乎!及读诸将传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学者欲求下手著实工夫之门,莫逾于此。数年间余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
郑端:“古今谈兵之雄者,首推孙子。盖孙子能推黄帝太公之意,而武侯卫公又皆推孙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孙子为宗,第孙子之微旨不传。”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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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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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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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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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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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实待之。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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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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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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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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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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