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至河南中山大学钟楼对面晤陈寅恪，他精神和去年相似，惟稍胖。我约其十二月去京参加学部委﹝员﹞会，他说他不耐开会，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云云。他对于仲揆、孟和统问到了。至楼下，杨秘书为我们拍一照。寅恪夫人说我们是五十年前在复旦同桌读书的人。次晤姜立夫，他精神比去年好，也愿于政协开会时去北京，他与陈省身也久未通讯云。十二点半回。(《竺可桢日记》第十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五卷79页)
陈寅恪失明之后仍然勤于著述，业余娱乐唯有听听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享誉中外，但陈寅恪却喜欢听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演唱。1952年，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壬辰广州元夕收音机中听张君秋唱祭塔”。陈寅恪仅是在收音机中聆听，身居京城的竺可桢则“近水楼台先得月”，1957年元旦：“晚七点至怀仁堂〔集〕会拜年，毛主席、刘委员长、朱副主席统到，遇聂副总理。七点半看京剧晚会，有李多奎《钓金龟》，张君秋(起白娘娘)《祭塔》，谭富英、裘盛戎《捉放曹》，马连良《失印救火》(《胭脂宝褶》中一折)，统唱得很精彩。”(《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7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491页)1960年，张君秋南下广州演戏，陈寅恪为此又赋诗一首“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诗”。这些记载或可为陈寅恪对竺可桢所说“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添一解。
1961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及海南岛出席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会议，百忙之中，他仍然不忘老友陈寅恪嘱托之事，在日记中记道：
谢三宾，《一笑堂诗集》，陈寅恪要，要抄一份，北京图书馆。(《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1年1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17页)
《一笑堂集》是晚明谢三宾诗集，刻于康熙年间，既不收于《四库全书》，也不见于《中国丛书综录》。此类罕见书，陈寅恪亦唯有拜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这位老友，方有能力从北京图书馆借抄一份。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其宗旨是阐发“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反清复明的事迹，“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间要阅读大量明末清初士人之著作，而作为降清人士谢三宾的《一笑堂集》自然亦在参考书之一。
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1953年曾赴北京，拜访文史专家邓之诚，为其昔年所作画卷《旧京春色》求邓题词。其间，冼玉清向喜欢藏书的邓之诚通报了一些古籍聚散消息：“冼(玉清)托人取手卷去，并告知：伦哲如卖与北京图书馆之书，有李驎《虬峰文集》二十卷，谢三宾《一笑堂集》四卷，沈寿民《姑山遗集》三十卷，杜登春《尺五楼诗》九卷，周在浚《黎庄集》二卷，皆亟欲一见者，当谋借钞之。”(《邓之诚日记》第6册第361页，1953年9月27日[阴历八月二十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的伦哲如果然是大藏书家，晚年散出的古籍皆是罕见之书。冼玉清是陈寅恪暮年的挚友，估计是她向陈寅恪提供了谢三宾《一笑堂集》被收藏的所在。
1962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参加科学技术十年(1963-1972)规划会议。会议开幕之前，竺可桢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去看望陈寅恪：
晨六点起，做太极拳。早餐后九点半，至河南区中山大学办公室，先由陈序经招待，通知我和吴﹝副﹞院长所要看的人，即陈寅恪和姜立夫。时去看中大物理系、生物系的人已有不少在等着。我和刘力、吴副院长乃去看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25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及供应，说广东供应虽好，但为了北京和各方来人多也穷于应付。粤省对华侨为了赚外汇亦特别优待。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Aurel Stein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Indian 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云已去函二年，其夫人唐君不知其事)。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又谈及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据我估计大约450年一次)。日月合璧无疑是有的，但五星连珠则未必，盖金木水火土聚于一宿(中国宿又大小不同)乃要数万年才有一次。(《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2年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200-201页)
这次晤面谈及两个学术问题。首先谈到的英国籍探险家、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从我国敦煌莫高窟盗取的大批资料。斯坦因在三十年(1900-1931)中以我国新疆和甘肃为重点一共进行四次中亚细亚考察，“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凡汉、粟特、突厥、回鹘语及佉卢文梵语的原归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凡于阗、龟兹、藏语及波罗迷文梵语的原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绘画品在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与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之间平分”(引自《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载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第3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陈寅恪指出“初存于Indian Office”(或指“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那批“藏文的稿件”，对于研究唐王朝及吐蕃王朝“尤可宝贵”。 陈寅恪年轻时游学欧美，将近半个世纪后他仍然对于当年在英国博物馆所看到的敦煌资料记忆犹新。
另一个问题讨论了天文异象与时局兴衰。1962年时逢壬寅，陈寅恪认为“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
对于天象“五星连珠”，历史上有种种的说法，大抵是凶多吉少。元代李治指出：“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则为秦亡之应。”(《敬斋古今黈》卷五)李治的结论稍显武断。“五星连珠”于秦王朝而言，固然是凶，因为大厦将倾之始;于汉高祖刘邦而言，显然是吉，因其开创数百年刘姓王朝之基。故尔还是《史记·天官书》说得较为周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意即“五星连珠”究竟是吉还是凶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有德”与“无德”。
据学术界研究，“汉代以后最壮观且最易测见的两次‘五星会聚’，竟然均发生在女主当政之时”：一是公元前185年，“时逢西汉高皇后临朝称制，翌年，吕后杀少帝刘恭，改立刘弘”;二是公元710年，“韦皇后弑唐中宗并临朝摄政，同年李隆基起兵声讨，杀韦后”(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69-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似乎皆是女主崛起导致宫廷内乱互相残杀的局面。
陈寅恪早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曾列出他本人指导的学科范围：
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译本，与中文译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引自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样一份治学范围清单既可谓浩博无涯，又不失为奇彩纷呈。国内并世可谓无第二人相比肩。其中列在首位的“年历学”表明陈寅恪对于天文学史确有独特的研究，故他在1943年回答竺可桢询问“《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时，可以随口举出一连串海内外著名学者及其著作对此所持的观点。
陈寅恪当年在为王国维之死所作的挽诗中深沉地说过“吾侪所学关天意”，可见“天意”如何，是他不能淡忘的一个对象。退一步说，倘如此处所涉的“天意”仅是泛指或虚指，而1962年之际陈寅恪关注壬寅年是否乃“大灾年”，是否会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认真的思考及探索了。
竺可桢对天文学史的研究造诣颇深，他于1927年发表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技惊四座，博得学界的一片赞誉。历史学家徐旭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序言》中说：“读到《科学》上所载，专家竺可桢先生所著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1944年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则是对天文学史上一个重大问题的精心研究，独抒己见，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及持久探讨。
早在1946年，竺可桢就曾经关注过天文学史上的“五星联珠”，他在日记中摘录了国外《大众天文学》杂志上一篇相关文章的内容：“五星联珠。'Cluster of 5 planet'by R.B. Weitzel ，Popular Astronomy April，1945，pp.159-61。金、木、水、火、土五星联珠，在B.C.3000年至A.D.2000年间，有150次可参考，而其中只有四次五星相聚甚密。即710 A.D.，185 B.C.，1059 B.C及1953B.C。” (《竺可桢日记》第五卷，1946年4月12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卷第94页)并附有一篇列出“纬度、赤经、赤纬”等内容的表格。
由于竺可桢中青年时代对于天文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晚年对于物候学及气候变迁的开创性精湛研究，因此毫不夸大地说，陈寅恪在1962年之际与竺可桢探讨天象变异与时局兴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可能——正是在这个方面，陈寅恪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
1962年，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刚刚过去，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而历史学家陈寅恪自然有理由关注大局走向，思考“大灾年”是否还会来临。陈寅恪失明已久，但却依然垂注天文异象是否出现;或许不见纷纭繁复的世象，更能使其内心宁静专一，驾驭学贯中西、构造精密的知识飞舟，去独自探索茫茫幽渺的“天道”运行轨迹，即庄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已——恰恰在这里，陈寅恪戛戛独造的探索之举，印证了上古时代“瞽史知天道”的那个瑰奇神秘的传说。
来源：东方早报
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右一）到中山大学拜访陈府时，与陈寅恪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