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 乐毅报燕王书

战国策 · 乐毅报燕王书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返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乃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余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于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本文选自《战国策·燕策》,题目是后人所加。主要叙述燕昭王时,大将乐毅率兵伐齐,先后占其七十余城。惠王即位后中了齐国的反间计,派骑劫去代替乐毅,乐毅害怕出现祸患而出奔赵国,燕国就战败了。惠王遣使谴责,乐毅便作书辩说。先缅怀先王对其知遇之恩,追述伐齐之功业,也表明自己对燕之耿耿忠心。极力颂扬先王之贤明,君臣之融洽,反衬惠王之昏庸。最后言自己奔赵正是为全先王之名和惠王之义,以古之君子为榜样。同时也对惠王提出了希望。全文无正面批驳,而从表明自己心迹入手,心平气和,情辞恳切。清浦起龙评:“无一语遮盖,一字粉饰,浑厚平直,昌明磊落,战国第一流人,第一等文。” 本文之序是史官的叙述,交代了乐毅为燕昭王破齐立下大功,后燕惠王误信齐国的反间计,夺乐毅兵权,乐毅不得已投奔赵国。齐乘机败燕军,收復失地,復兴齐国。燕惠王悔,派人去责怪乐毅不该离燕,并望他回国。为此,引出后部分乐毅的“报燕王书”,陈情述志,表明心迹。 乐毅针对燕惠王对他的责怪进行驳诉: 首先,言明自己奔赵的目的在于:“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并强调自己不能“顺左右之心”,暗示自己遭人构害。 其次,回述自己受先王(燕昭王)的知遇之恩,献策联合五国之力攻齐,成就燕国的大业,遂了先王报仇雪耻之愿。尽管如此,自己仍然是小心谨慎,以为只要“奉令承教”,就可以幸免于罪。 再次,以“贤明之君”、“蚤知之士”作比,颂扬先王的英明。他不仅成就大业,还能在遗训中教导后人,安排大臣,遵法循令,施惠于百姓。同时以伍子胥的悲剧为例,暗喻自己同伍子胥一样不明白两位君主度量之不同,可能遭受伍子胥一样的命运。 最后,再次袒露心迹:“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自己常受教于君子,决不会做有损燕国之事。 全文委婉曲致,动人心扉,表现了乐毅对燕昭王的一片赤忱,对燕惠王误信谗言的遗憾。深沉忧愤,忠心难抑,可谓是“自古忠臣多磨难”的剖心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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